莒國歷史悠久，夏有城邑，商建方國。周武王十三年(公元前1046年)，封少昊之后茲輿期于莒國，轄介根、夷維、茲、諸、瑯琊、密、防、向、余丘、紀鄣等31個城邑。疆域東瀕黃海，西近蒙山，北依沂山，南到贛榆，是與齊國、魯國三足鼎立的東夷大國。至楚簡王元年(公元前431年)，莒為楚所滅，共傳三十世，歷時600余年。
早在舊石器時代，東夷部落的先民就在沂、沭兩河流域繁衍生息，創(chuàng)造出燦爛的莒文化，成為史前六大文化區(qū)之一。人類文明三要素“文字、城市、青銅器”先后在此地出現(xiàn)，是較早進入人類文明的地區(qū)之一，成為世所罕見的從舊石器文化、北辛文化、大汶口文化、龍山文化、岳石文化等史前文化傳承有序、脈絡清晰、文化譜系較為完整的地區(qū)，素有“三千年古城、四千年銀杏、五千年文字”之美譽，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大意義。
我的家鄉(xiāng)毗鄰莒縣，當年亦屬莒國，從小對莒文化耳濡目染。在政府工作時，曾分管過文旅。前年“五一”期間，陪同文旅部副部長、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同志到跋山遺址、紀王崮等現(xiàn)場考察過，對幾處史前文化留下深刻印象。
從莒縣城驅車半小時左右，就到了風光秀麗的跋山水庫，附近有一處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——跋山遺址，在此發(fā)掘出土石制品、骨牙角制品和動物化石5000余件，及人類活動用火遺跡3處。年代跨度為距今10萬—6萬年，其中距今約9.9萬年的“象牙鏟形器”是全國發(fā)現(xiàn)最早的磨制骨器。
距此不遠的沂源山洞還發(fā)現(xiàn)過60萬年前的沂源猿人化石，不僅是最早的山東古人，也是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最早的古人類。這一重要發(fā)現(xiàn)，不僅把山東人類史和史前文化提前了60多萬年，對于中華民族人類探源工程亦有重大意義。
世界人類史學者認為，地球上的人類是在6萬年前因氣候變化從非洲遷徙而來。而跋山遺址考古證明，中國古人類在距今六七萬年前發(fā)展并未間斷，對于建立舊石器時代文化序列，論證中國—東亞人類的起源演化具有重大價值與意義，因而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。
傳統(tǒng)文明三要素，其中文字為最重要的標志，文字出現(xiàn)后的歷史為文明史，之前為史前史。中華民族雖然有百萬年的人類史、一萬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年的文明史，但由于迄今為止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的商代甲骨文只有3500多年，此前的夏朝缺乏文字自證，國外史學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夏朝史實尚存異議。而莒地陵陽河遺址陶文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對于破解這一難題有重要意義。
在莒縣城東南10公里的陵陽河南岸、美麗富饒的沭河附近，有一處古老的陵陽河遺址，面積約50萬平方米，共清理墓葬45座，出土大口尊、鼎、鬶、缸、甕、罐、盆、豆 、壺、杯、號、石斧、骨矛、玉笄、玉墜、玉砭石等珍貴文物2800余件，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，距今約5000年左右。
陵陽河遺址是在1960年夏天偶爾被山洪沖刷出來的，隨后考古部門進行了發(fā)掘，挖出五座大汶口文化墓葬。因當時認識不足，未能及時公布。泰安大汶口文化發(fā)現(xiàn)后及時發(fā)布，所以這一新的文化便被命名為“大汶口文化”。
其中出土的成套釀酒器具等重大發(fā)現(xiàn)，在全國原始社會考古發(fā)掘中尚屬首見，有用于濾酒的漏缸，有接酒、儲酒的陶盆和陶甕，還有飲酒用的陶盉、陶觚等組合酒具，說明當時糧食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剩余并發(fā)明了釀酒。
特別是刻在大口尊上的圖像文字，有八種類型20余字。在附近的大朱家遺址、杭頭遺址和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，也發(fā)現(xiàn)了類似的圖畫符號。這些原始陶文，比甲骨文早1500多年，閃耀著中華文明的曙光，是破解史前文明的密碼，被專家學者認為是漢字的雛形，將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，陵陽河陶文載入《中國歷史》中學課本。
隨著人類文明的發(fā)展，原始社會末期，莒地開始出現(xiàn)較大的部落和城邦。約四五千年前，莒文化中心逐漸向東部沿海轉移，形成了兩城、堯王城、丹土等較大部落和城邦古國。
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的五帝時期。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諸馮，東夷之人也。”《史記》亦載“舜耕歷山，魚雷澤，陶河濱”，看來舜也是制陶高手。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著《中國通史》和郭沫若主編的《中國史稿》皆注明諸馮即今諸城。諸城與此地緊鄰，在前寨遺址、呈子遺址也發(fā)現(xiàn)龍山文化黑陶，東夷文化一度領先于其他部落。舜年二十以孝聞，天下咸服。當時部落聯(lián)盟領袖堯帝年事已高，欲選繼承人，四岳一致舉薦東夷部落首領舜，遂成上古明君。
1936年春，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院士率中央研究院考古組來到日照，對兩城遺址進行了首次挖掘。此后，中美聯(lián)合考古隊又進行多次發(fā)掘。發(fā)掘面積約100萬平方米，以龍山文化層為主，距今4500年左右，出土大批玉器、石器、骨器、陶器等文物。其中獸面紋玉圭玉質(zhì)純凈，紋飾流暢，堪稱早期玉雕杰作。發(fā)掘房址五十余座和墓葬50多處，還有城墻和壕溝遺跡。據(jù)英國牛津大學《世界史便覽》記載：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，山東日照兩城鎮(zhèn)為亞洲最早的城市。
在發(fā)掘兩城遺址的同時，中央研究院考古專家在日照嵐山還發(fā)現(xiàn)了堯王城遺址。此地自古名堯王城，相傳當年堯王曾巡守至此尋訪考察過舜。此處三面環(huán)山，東距黃海5公里，發(fā)掘面積52萬平方米。地層堆積以龍山文化層為主，兼有大汶口文化和岳石文化等，是一處由大汶口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時期的特大型遺址。
堯王城遺址前后經(jīng)過13次考古發(fā)掘，出土遺物萬余件，主要包括陶器、石器、玉器、骨器等，其中以陶器數(shù)量最多。其代表作品蛋殼黑陶鏤空杯，其壁最薄處僅0.2毫米，以“薄如紙、黑如漆、亮如鏡、硬如瓷”而聞名于世，制陶技藝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成為龍山文化的典型代表，被譽為“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”。這里還發(fā)現(xiàn)了4000多年前的銅渣和炭化小麥、大豆、水稻顆粒，表明當時的社會生產(chǎn)力已很發(fā)達。
堯王城遺址發(fā)現(xiàn)并清理出32座房屋建筑和52座墓葬，還發(fā)現(xiàn)了城墻、城門、道路、建筑基址等遺跡。北城墻主體寬度約26—28米，長度約300米，城墻外側有30米的壕溝，兼具防洪與防御功能。城址面積近400萬平方米，是保存較為完好、內(nèi)涵豐富的一處史前城址。中美聯(lián)合考古隊認為，堯王城遺址面積比兩城鎮(zhèn)遺址面積還要大，是亞洲龍山文化遺址中最大的都城。
勤勞智慧的莒地先民不僅創(chuàng)造了無與倫比的黑陶文化，還創(chuàng)造了精美絕倫的青銅文化，青銅冶煉制造技術相當發(fā)達，且獨具特色。銅器紋飾華美，有夔紋、饕餮紋、蟠螭紋、龍鳳紋等，有的銅器上鑄有銘文。在費縣出土的20件鑄有“舉莒”銘文的獸面紋銅鼎及銅器，是發(fā)現(xiàn)較早的商代青銅器。
1975年，在莒南大店老龍腰出土一套編鐘，由九只大小依次遞減的甬鐘組成，通高26.9-13.6厘米。上鑄“唯正月初吉庚午，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鑄其游鐘。乃為之音，聞于夏東……”等銘文70字。整套編鐘器形規(guī)整，音階精準，是莒國國君田獵郊游的打擊樂器，展現(xiàn)了莒國的禮樂文化，也是最早鑄有“夏”標志的文物之一。
出土于莒縣的裸人方鼎，通高11.6厘米，長12厘米，寬7.5厘米，重875克。器身呈長方形，頂部有兩扇可以對開的小蓋，每蓋一鈕，分別為男、女裸體人，呈面對面跪坐狀；器腹下部四角及兩側以六個背負狀裸人為器足。其造型奇特，寓意神秘，為國家一級文物。該鼎到底有何之用，成為人皆好奇之謎。筆者認為，應為貴族陪嫁壓箱底之妝奩，既可以作為嫁妝盛貴重首飾和脂粉，又可以像春宮畫一樣，作為大家閨秀只可意會、不可言傳的性文化啟蒙形象教材。
莒縣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縣級博物館之一，展廳里擺放著琳瑯滿目的石器、玉器、陶器和大批青銅器，附近還有青銅器遺址多處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紀王崮遺址。
紀王崮位于沂蒙山區(qū)北部的泉莊鎮(zhèn)西北，海拔577.2米，山勢陡峭，崮頂面積近4平方公里，是沂蒙山區(qū)七十二崮中面積最大、唯一有人居住的崮，被譽為“天下第一崮”。
崮頂原有古城堡遺址，只有一條梯道可登，大有一夫當關、萬夫莫開之險要。2012年，在崮頂發(fā)現(xiàn)一處春秋古墓，墓長28米，寬13.6米，比以往山東境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春秋時期的墓穴都大，也是全國最大的高山墓地。共出土文物870多件，其中青銅器186件，玉器90多件，車馬坑內(nèi)還發(fā)現(xiàn)了4輛兩馬駕馭的戰(zhàn)車。
墓葬出土成套編鐘、編磬等樂器及成組玉器，尤其是七尊銅鼎，印證了墓主人不同凡響的身份地位。周禮天子九鼎，諸侯七鼎，該墓七鼎，應屬諸侯級別。但墓主人究竟是誰，至今尚無法確認。
相傳，公元前690年，齊國占領莒國北部的紀國，紀國國君逃到紀王崮避難，因名紀王崮。紀王崮在莒國境內(nèi)，國君己氏，與“紀”同音，并且第十二世國君為紀公，專家認為應為莒國諸侯墓。
紀王崮墓葬規(guī)模之大，規(guī)格之高，出土器物之精美，填補了多項國內(nèi)考古空白，對研究該地區(qū)歷史和春秋時期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以及工藝技術等具重要價值，入選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。
莒國先民在創(chuàng)造豐富物質(zhì)文化的同時，還創(chuàng)造了燦爛的人文文化和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，形成了與齊、魯文化并稱的莒文化。其中莒魯會盟和毋忘在莒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典故。
春秋時期，莒魯兩國經(jīng)常發(fā)生邊界摩擦。魯惠公之女、紀國王后伯姬對紀國國君紀子帛道：“伯姬別魯，別無所掛，惟魯與莒不和，終遺大患，姬放心不下�！睘檎{(diào)和莒魯關系，公元前 722 年，紀國國君紀子帛與莒國國君在密會盟。經(jīng)多次斡旋，公元前715年九月，莒子與魯隱公在浮來山銀杏樹下結盟修好。
在莒縣城西的浮來山上有座定林寺，始建于南北朝時期，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歷史，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勰晚年曾在此出家潛心譯經(jīng)，“校經(jīng)樓”牌匾為郭沫若先生所書。
定林寺前院有株參天古木銀杏樹，高27.3米，粗15.8米，樹冠遮蔭面積900平方米，有“七摟八拃揸一媳婦”之說。相傳一過路秀才到樹下避雨，想測量一下樹干粗細，便圍著大樹摟了起來，摟到七摟后，恰有一媳婦緊靠樹干躲雨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秀才只好用手測量，測了八拃就到小媳婦身邊了，于是便有了這個生動形象的傳說。
該樹歷經(jīng)數(shù)千年風霜，仍枝繁葉茂，開花結果。據(jù)專家考證，樹齡已達4000余年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銀杏樹，被列入“世界之最”和《世界吉尼斯大全》，被譽為史前植物“活化石”、“銀杏樹王”，素有“天下第一樹”之稱。據(jù)《左傳》載：“魯隱公八年(公元前715年)九月辛卯，魯隱公及莒子盟于浮來�！背蔀轸斳旖Y盟修好的歷史見證。
此后，魯、莒兩國維持了較好的友邦關系，與其他鄰國的關系也相對穩(wěn)定。據(jù)《左傳》記載，莒先后與魯、衛(wèi)、宋、杞、晉、曹、紀等國會盟達47次之多，因而附近各國貴族避難時，常出奔莒國，譚國國君譚子、魯公子慶父、齊高無咎、齊王何等人先后到莒國避難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齊桓公。
春秋時期，齊襄公昏庸殘暴，殺了魯國國君魯桓公，并奸其夫人，引起臣怨民憤、眾叛親離。齊襄公的兩個同父異母弟弟公子糾和公子小白，離國出逃，以避禍患。公子糾由管仲輔佐奔魯國，小白則由鮑叔牙輔佐奔往莒國。
公元前686年，齊襄公被殺。齊國大臣高奚等人，暗中派人到莒國請公子小白回國即位。魯國聽說后，也派軍隊送公子糾回齊。因莒國離臨淄較近，他們怕小白捷足先登，便派管仲在半路上截殺。管仲暗箭射中小白衣帶鉤，小白順勢仆倒在地，佯裝被射死。公子糾便緩緩而行，六天才到齊境。小白早已晝夜兼程趕往臨淄登基，史稱齊桓公。齊桓公不計一箭之仇前嫌，采納鮑叔牙勸諫，拜管仲為相，終成春秋五霸之首。
功成名就的齊桓公開始流露出傲慢情緒。據(jù)《呂氏春秋》載：齊桓公、管仲、鮑叔、寧戚相與飲，酒酣，桓公謂鮑叔曰：“何不起為壽？”鮑叔奉杯而進曰：“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�！币源颂嵝妖R桓公毋忘在莒逃亡時的情景和初衷�；腹劼牨芟侔菰唬骸肮讶伺c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，則齊國之社稷幸于不殆矣�！�
此即“管鮑之交”和“毋忘在莒”兩個成語典故的由來�！拔阃谲臁北扔魑鹜跣�，不要忘本。魏征勸諫唐太宗、康有為上書光緒帝、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曾援引過這一震爍千古的典故。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)
